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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哲学论文发布时间:2019-10-30 09:46:27浏览:1

 提振人心与贵我通今的哲学要义 2019-09-28 02:09:48 人文杂志 2019年9期 臧峰宇 徐嘉 内容提要 青年毛泽东受“行必统知,经世务实”的湖湘学风的熏陶以及杨昌济先生伦理学观念的影响,强调立志强心和富于实际精神的研究

   提振人心与贵我通今的哲学要义 2019-09-28 02:09:48 人文杂志 2019年9期 臧峰宇 徐嘉 内容提要 青年毛泽东受“行必统知,经世务实”的湖湘学风的熏陶以及杨昌济先生伦理学观念的影响,强调立志强心和富于实际精神的研究,这段思想经历体现在他在求学前期所记的《讲堂录》中。他早年推崇心之力,力图以新知倡新风,提振人心,革新旧俗,冲决沉郁固塞的旧思想之网罗,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做到学以致用。为此,他强调“重现在”的哲学观,促进“贵我”与“通今”的相互作用。后来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提振人心与贵我通今的思想始终是在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要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国文化气质。

  关键词 人心 贵我 通今 讲堂录 实践心学

  〔中图分类号〕A42;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9-0085-06

哲学分析

  《哲学分析》杂志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主办的哲学类专业刊物,创刊于2010年7月。本刊办刊宗旨:尊重学术创造,提倡资料扎实的专题研究和思想敏锐的文本研究,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

  青年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受“行必统知,经世务实”的湖湘学风的熏陶以及杨昌济先生伦理学观念的影响,他强调立志强心和富于实际精神的研究,这段思想经历体现在他在求学前期所记的《讲堂录》中。这部写于1913年10-12月的课堂笔记内容丰富,共47页、94面,共1万多字,其中前11页抄录《离骚》和《九歌》,后36页包括课堂记录和一些札记,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思想家和文学家皆有所及,反映了他当时听课、研读书刊和思考理论问题的实际情形。其中,直接提到阳明学说的有两处:一是介绍王阳明的治学方法,“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①另一是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②但纵观全文,可见青年毛泽东受“心即理”和“知行合一”思想影响之深。“可以说,王学及其学流,对毛泽东早期世界观以及自我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文化基石;王学在经过改造和取舍后,被借助为毛泽东早期思想发源的思想载体之一。”③研读《讲堂录》中的心学内涵,理解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要把握 “立志”“为学”与“贵我”“通今”的哲学要义。

  一、立志:从寻找本源到提振人心

  对“立志”的重视,是毛泽东注重心志和意志力培养的发端,这后来几乎体现在他思想发展的各阶段。早在韶山发蒙之初,读过四书五经的他曾深受儒学观念的影响。直至接触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得知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在于科技、交通、商业等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现代西方国家,于是决定离乡远行求学。当1910年秋天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他改写了日本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七绝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由此可知,他在少年时代就把读书与“立志”联系在一起,明确意识到学以立志、志在四方的意义。 1913年春,认为自己适合任教的青年毛泽东考入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秋进入湖南一师。在长沙四师读预科期间,他逐渐明晰自己修学储能所要立的“志”是什么,这从《讲堂录》中可知其大概。立志首须倡学,从中博采众长、学以致用。在谈到福泽谕吉“不行架空之事”时,青年毛泽东指出“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②③④⑤⑥⑦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1、587、587、589、589、581、587、116页。认为为学须立超越古今之志:“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②又谈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③从中可见,求学必先有明确的目的性诉求,要在为学中激发创造性,有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的抱负,而不能流于空谈、闭门造车,或附古今之骥尾,造成所学无用,为社会所嫌恶的情状。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抄录了很多关于“志”的名言警句激励自我,例如,“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若干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可见,立志乃依道所为。接着,他又写道:“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呈三圣者。”④持志正心治天下,乃孔孟之道也。在这里,他认同梁启超关于理想和事实之间关系的观念,认为欲成事,须“高尚其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之所之谓之志。”⑤因此,有志者应确立高尚的理想,明确自己“心之所知”,以大我之心立大我之志,在实践探索中彰显生命的大本大源。 立志的关键在于“立心”。当听到杨昌济先生在课堂上讲“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的时候,青年毛泽东记下了自己的心得:“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⑥豪杰者“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他还特别强调超越停留于温饱的理想,“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⑦成大事者须有不同凡俗的志向,须有独立于寻常观念的豪情。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立大志者不能仅仅贪图个人之温饱,而应有鸿鹄之愿,“谋道不谋食”,因为改造人心意义更为重大。他所强调的立志实则是思想塑造与人格养成的过程,从中可见当时其所受宋明理学影响之深。“毛泽东早期思想所呈现的基本特征正是宋明理学思维理路的充分显现,宋明理学是毛泽东早期世界观和理想人格塑造的文化基石。”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页。在宋明理学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首推阳明心学,这也是杨昌济颇为心仪之处。

  杨昌济对中国古代哲学有过系统的研究,他在留学期间对西方伦理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思考甚深,在教学中“既喜讲周、程、朱、张,又喜讲康德、斯宾塞而和卢梭的《爱弥儿》。”参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3~154页。杨昌济在道德实践上最重视“立志”,在他编写的《论语类钞》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立志”。他引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说明“志”乃坚定的信仰,必须长期坚守。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引导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但崇高的理想与坚定的信仰是万万不可抛弃的。在《讲堂录》中可见毛泽东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笔记,当时国民孱弱而有东亚病夫之稱,乃因缺乏意志力使然,因而应极力提倡以不妨碍学业为前提的意志力的培养,这有助于增强国家兵力,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生产力。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⑩道德实践有赖于意志力,人们须有当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牺牲小我的信念,努力为社会谋利益。 青年毛泽东对意志力的强调,主要体现在对心之力的推崇上,从中可见他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理解。李佑新:《毛泽东思维结构的意志维度》,《毛泽东研究》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阳明心学强调在心上用工夫,及至近代心学思潮成为思想家蔑视权威的武器。魏源“究心阳明之学”,断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谭嗣同强调以仁学炼“心力”:“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60页。杨昌济极力推崇谭嗣同,主张“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雖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⑦《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8页。毛泽东深受此影响,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写了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正如他向斯诺讲述自己少年经历时所说:“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这篇文章虽已遗失,但阅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的课堂笔记,亦可探知其“心学”旨向。他在读《尚书·泰誓》时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⑨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600、586页。“法制者立国之体势也,教化者立国之精神也……法制有形,教化无形。有形不能碍无形,无形可以化有形。”⑦可见,青年毛泽东寻找本源的切入点是人心,他始终期望从高扬意志力层面改变国人的精神风貌。依此思路,他于1918年4月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提出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从寻找本源到改良人心,他将寻宇宙之真理、动天下之人心的立志目的具体化了,这为他后来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为学”与“行事”的辨证之思

  青年毛泽东求学的思路带有研究的眼光,并非被动接受,目的是通过倡学立志,寻找和确立心中的“本源”。他在22岁时曾致信萧子升,列出自己选出的77种经、史、子、集。虽然这个书单后来遗失了,也可以想见其先博而后约的思路,其中既体现了择书而读的观念,也表明以中国传统典籍为基础,先中而后西的特征。从中也可见青年毛泽东受到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学风影响很深。杨昌济一向推崇船山之学,认为其“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参见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青年毛泽东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课,后来他创立自修大学也是借用船山学社的场地和经费。他自幼读《曾文正公家书》,在封面右下方竖写“咏芝珍藏”,欣赏曾国藩谈治学时讲求本源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凡能得到大本大源者,必有坚定的意志。

  青年毛泽东深以为是,他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平定洪杨,在于学有本源,并能用本源即信念治理湘军,进而感染天下人之心。这时他还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认为康有为意图改良社会进而实现大同的理想与自己关于人人共期圣域、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的想法很是接近。 湖湘学风素来讲求经世要务,这种倡导真知力行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甚深,他认为“应世接物之道大难”,研究应不好虚名、求实求真,为学须经邦济国,“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可以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开阔了视野,也因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等人的影响,形成了读书与为学的基本方法。从《讲堂录》所记内容可见,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所学的知识是广博的,涵盖中国传统典籍、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等诸方面,学习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而“练达世情皆学问”。⑨他此时的学习是带着问题而富于实际的,自觉将为学与行事统一起来,使心力与体力合一。

《哲学论文发表提振人心与贵我通今的哲学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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